胡适为什么不留在大陆（胡适为什么不回大陆）

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活在其间，那么随便出个门、打个酒、听个曲，就能撞到位大师。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群星璀璨。

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压根儿不是如今流行的“民国范儿”里描述的小清新模样。正好相反，一切都令人窒息：军阀割据、土匪遍地、政治腐败、思想混沌、尊孔复古、恶俗依旧；百姓不仅穷困已极，而且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这窒息中，两个人的相逢，为中国撕开了一道光亮的入口。他们是36岁的陈独秀，和更年轻的、24岁的胡适。他们被后人并称“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1915年1月，陈独秀以神来之笔，译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他希望青年向这两位“先生”走去，成为革新旧政治、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整整比他年轻一轮的胡适，恰是如此青年。

彼时，胡适正留学**，与“德先生”“赛先生”朝夕相对，活跃于校园，交游甚广。他为混乱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造新因（造就新人）”。这与陈独秀不谋而合。

《新青年》刚创刊时，在青年中影响并不大。因胡适加盟与陈独秀并肩作战，这个刊物才成为青年心中的指针，新文化运动也才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胡适的高明在于，他用一个看上去微末的东西，来破民主科学这个宏大的题——说话写字，请用白话文。他主张“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白话文学是文学史的正宗；要用白话来创作新文学——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不几年，白话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创办，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的议案，优秀的白话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不断产生。

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成功了，而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思想革命。

他喊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承认个人自由，确立个人价值，“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要担当，要负责，要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新因”。

他以青年之身，做了青年的导师。在他的影响下，一代青年成长起来，并在稍后的五四运动中爆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掀起的这场盛事，正式得名“新文化运动”。尽管他自己更喜欢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不管怎样命名，这都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运动。

1919年底，胡适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对这个纲领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最后的贡献。此后，他与被他召唤起来的、走上街头、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

胡适28岁时的这次选择，已然是其一生的转折。

胡适的转身而去，早有因由。

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意气风发的胡适就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便“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他想做的，只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涵义可以这样表述：人权觉醒、人格独立、理性自主，或者说“人的解放”。他一直希望，这一运动能以“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持续下去。至于国家前途，他觉得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就好。

所以，胡适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其实，此说不确。新文化运动不能持续，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变动，而这些变动是必然的。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和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青年，投身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必然选择。当时 中国的民族独立、内部割据等问题没有解决，何谈“人的解放”和“纯粹的文化”？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未完成的运动，它的目标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

过去的100年里，前60多年间，要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要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人们实在无暇顾及文化。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才进入100年来最为安定的一个时期：既无战争，也无运动。这样一种环境，最容易实行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些任务。

于是我们看到，胡适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与改革开放的第一道惊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契合；于是我们想到，胡适曾力主：“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在他的年代，只有“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条路可走；但在当今时代，确需践行一点一滴的改革思路。

100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再造文明”，仍是我们面对的迫切任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主张，依然是我们寻找和重建的方向。

总有一种误解，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反传统”，其实，胡适从来没有全盘反传统，而是从传统中提取新文化的元素。他和鲁迅、钱玄同诸人对传统文化的不合理方面，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这是基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厚了悟。

今天，我们欲建设新文化，必须了解传统是什么，然后在批判、继承、创新中，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延续下去。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首轻快的小诗《希望》，是胡适的白话代表作之一。它被改成歌，谱成曲，传唱至今。

1915年，远在**的胡适，与一同留美的赵元任、梅光迪等人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赵元任记得，那时的胡适“健谈，爱辩论”，同时“自信心极强”。虽然身体很瘦，却“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7年的留美生涯，是胡适的“一生转折处”。在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后，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学。这个奇怪的选择，是因为出国前二哥曾再三嘱咐他“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为免辜负兄长期望，胡适决定“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然而，在耗掉了3个学期，上完了区分30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完了洗马、剪树、接种、捉虫后，胡适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转向文科，“自此如鱼得水”。

胡适出国的行囊中带有1300卷线装古籍。在康奈尔大学他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示出社会活动家的气质。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身居国外，他对国内的局势非常关心，经常呼朋引伴，四处交游，参加各种学生会组织，并担任世界学生会的主席，还设立了一个“薪胆会”，希望“人人能为勾践，似祖国尚可为也”。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段时期对胡适来说，真是到了‘最善世界最善处’。他的头脑比较清楚，又有一种救国的志向，四处去演讲，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有机会深入到**文化里去。”

但胡适也有烦恼。1914年他在给绯闻女友韦莲司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时间到处演讲、交友，没办法集中精力去钻研学问。康奈尔大学坐落在小镇伊萨卡（或译绮色佳）上，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中隐隐于市”。恰巧这个时候，胡适对哲学家杜威的学术主张产生了兴趣，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后，产生了要到哥伦比亚大学亲聆其教的想法。

1915年9月，胡适前往纽约，师从杜威，这对他影响至深。胡适自己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已经快60岁了，高高的个儿，腰板挺得笔直，颇具学者风度。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慕名而来的胡适，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杜威的课，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对他用字选词的严谨慎重，大加推崇。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根据杜威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这在后来被胡适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此外，实验主义从进化论出发，主张一切进步都是逐渐的。这让胡适在改革实践中持渐进式的改良主张，成长为一个稳健的改良派，后来走上了一条和陈独秀等革命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陈独秀隔着太平洋的相知

1915年9月，正当胡适投身杜威门下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2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徐子超是安徽省绩溪中学的退休教师，也是当地最早研究胡适的人，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两人最初的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孟邹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和胡适是安徽绩溪的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于是，胡适在1916年2月寄了一篇白话文译稿《决斗》给陈独秀。此文原是俄罗斯小说，讲述一个丧父少年为了荣誉决斗的故事，胡适通过这篇小说，发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决斗”之声。

1917年，留洋归来的胡适风度翩翩，一副俊俏才子的样貌，人人都争睹这位洋博士的风采，他的绯闻也传得沸沸扬扬。但出乎众人意料地，胡适选择回乡，与订婚多年的江冬秀完婚。这在旁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在胡适自己却是理所当然。他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从来都是保守的。

现年78岁的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胡承哲家里收藏了一本胡适写有眉批的《巴黎茶花女》。胡承哲的父亲胡乐丰比胡适小12岁，称胡适叔叔。在其中的一页上，胡适批注道：“以情故乃弃掷一生事业于不顾，此罪亚猛（小说男主人公）不能辞也。余尝反对自由结婚之说，即以此说为根据。”

“在婚姻问题上，胡适对母亲的尊重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母亲给他定的婚，他不愿意，也不能改变。” 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胡成业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13岁时，胡适便由母亲做媒，和14岁的江冬秀订婚。胡适离家后，两人曾互通书信。江冬秀没有多少文化，不太会写信，胡适写的信多一些。江冬秀曾裹小脚，胡适接触到新思想后，便写信让她放足。

即使留学**，胡适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仍没有改变。他在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

“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形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令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伉俪而兼师友，固是人生莫大之幸福。然夫妇之间，真能智识平等者，虽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若儿悬‘智识平等学问平等’八字，以为求偶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

后来，一度传言纷纷，说胡适在**与康奈尔大学教授的女儿韦莲司结婚了。在1915年10月3日的家书中，胡适驳斥道：“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

1917年12月30日，胡适与江冬秀在绩溪完婚。胡适故居的管理人员胡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婚礼是我爷爷胡近仁代为操办的。”在胡从的家里，记者还看到了婚礼的请柬和胡适婚宴菜单，菜单上的“九碗、十二碟、六碗吃饭”，循的是当地风俗。

虽说这桩婚事是奉父母之命，但胡适在婚礼仪式上却没有遵从旧俗。他提出了“六不”，即不拜天地、不拜高堂、不拜祠堂、不相拜、不收礼、不放炮。胡成业总结了这“六不”的执行结果——不拜天地做到了，胡适说，“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不拜高堂和不相拜做到了，二者均用鞠躬代替叩头；不收礼也做到了，胡适提出“不收贺礼，只收贺联”，现在胡适故居里，还挂有当时亲友送的贺联；不拜祠堂和不放炮两条没有做到，在母亲的坚持下，婚礼在炮声中举行，胡适和江冬秀也在婚后第三天，到祠堂向祖先牌位三鞠躬。

这桩婚姻从结局上看是圆满的。江冬秀很能干，在结婚前，她就不时到胡适家，帮胡适母亲分担家事，婚后，又操持整修胡适父亲的墓。胡适去世后，江冬秀还促成了《胡适日记》的出版。“江冬秀大事不糊涂啊。”胡承哲感叹道。

尽管那时的新文化干将和留学生们都纷纷离婚，尽管江冬秀被胡适的朋友戏谑为“菜刀派”——以拿菜刀砍儿子来保护婚姻，尽管江冬秀凶悍到闯进一群教授中间骂他们是“伪君子”，但胡适一生对江冬秀不离不弃，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两人白头偕老，以至于林语堂说，看到了江冬秀，才知道胡适有多伟大。

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鲁迅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来比较新文化运动两颗巨星——陈独秀和胡适的性格：“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作为近代史上与“康、梁”“孙、黄”并驾齐驱的标志性人物组合，“陈、胡”两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后半段里，分歧已经比合作多。陈独秀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1918年，陈独秀劲头十足地发表了对政治的长短大论，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举动已经违背了《新青年》初创时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耿云志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陈、胡两人作用截然不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一个是陈独秀的革命路线，一个就是胡适代表的相对比较温和的渐进式改革的路线。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也就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陈独秀是个大炮，到处唱高调，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而胡适是一个踏实的学者，他的主张是与其空谈主义，不如静下心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他把破旧怎么破、立新怎么立，想得非常深刻具体。所以大家讨论不是围绕着陈独秀提出的问题讨论，而是围绕着胡适提出的问题讨论。所以对那一代年轻人实际影响比较深的，并不是陈独秀，而是胡适。”徐子超说。

1919年五四运动后，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变为宣传主义的论坛，这让胡适很难接受。胡、陈二人志同道合的蜜月期结束了，而两人的分道扬镳也导致了北大知识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认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贯穿了胡适的一生。这种分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在于胡适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事实上，在谈论‘问题与主义’的时候，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胡适表现出了在重大社会问题面前的冷漠和软弱。他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恰恰是那个时期对人们最具有感召力的‘主义’。”

虽然分道扬镳，但友谊未改。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他。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毛泽东对胡适的敬与弃

1936年，**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毛泽东直言：“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了我的楷模。”

正如毛泽东所说，仅年长他两岁的胡适，曾是他心中不可动摇的导师。还在湖南长沙的时候，毛泽东曾与蔡和森、何叔衡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之前，毛泽东却决定自己不去了。后来，他给老师周世钊的信中提到这件事，特别说明：“我曾以此事问过胡适和黎邵西（胡适的朋友）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初到北京时，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职位，而胡适已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了。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他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还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1919年7月，当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激烈争论时，毛泽东马上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几十个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可谓紧跟胡适。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重点销售的图书便有胡适的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还包括胡适的老师杜威的著作。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与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失去了早年的情谊，走到了相互敌对的地步。

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将胡适视为“可以争取的人”。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和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产生变化。这一时期，胡适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认为如果国内不能统一，不能安定，中国没有能力既对付内乱，又对抗侵略，因此未作立即抗战的呼吁。此言一出，共产党的报纸开始把胡适看作反动派，把胡、蒋看作一体。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胡适这样的名人努力争取。1945年4月25日，作为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同样参会的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却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这一年的7月1日，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的老师胡适问好。与黄炎培对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的印象截然相反，傅斯年认为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老师胡适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署名的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的这种态度让毛泽东不再对他存有幻想，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拒绝了。此后，胡适如同一叶扁舟，驶向了那条窄窄的海峡，也永远驶离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终生未能回归。

作者：左玉河 宋广波（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环球人物》驻**特约记者 王敏

《环球人物》记者 王肖潇 朱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