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的：无论我们如何吹捧自己的个人理性，一个好的故事，即使分析起来很有欠缺，也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并且比最具决定权的事实或数据更有说服力。
近两个世纪之前，一位年轻的名叫查尔斯·麦基的苏格兰人，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同时攻击上帝和玛门。他出生于1814年，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诗人、民谣作家，还担任过**内战记者和英国报纸的编辑，在文学生涯中享有杰出的声誉。但后人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1841年撰写了《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一书，当时他才 27 岁。该书讲述了多个历史性群体狂热事件，其中一些与宗教和货币有关。从那以后，这本书为读者不断加印。
麦基记录了公元1000年前笼罩在欧洲的末日幻想，以及十字军东征时期惊人的宗教疯狂。不过，这本书最著名的内容是17世纪30 年代荷兰郁金香投机，以及1719—1720年巴黎和伦敦双股市泡沫中的群体性金融狂热。这些情节使这本书一直享有盛誉。在它出版之后，接连发生的金融狂热的频繁性、规律性及其造成的全球性影响，使得即使在写成近两个世纪之后，这本书依然是金融专业人士的必读经典。
麦基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具有传染性的人。例如，希罗多德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流士）担任波斯国王的时候，他召见了统治下的一些希腊人，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吃掉自己父亲的遗体。他们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然后，当着希腊人的面，大流士又把印度卡拉提亚人（他们愿意吃掉自己双亲的遗体）召来，借助翻译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父母的遗体。这些印度人惊恐地大叫起来，不允许大流士提这么可怕的事情。这个故事显示出习俗的意义。在我看来，诗人品达说得对：习俗乃是“万事之主”。
希腊人毕竟是古代的智者，大流士一定忍不住想要教育他们。他想传递给希腊人未言明的信息：你们也许是人类中最博学的人，但你们和我们一样具有非理性；你们只是更善于进行合理化解释而已，善于解释尽管有各种反面证据但你们依然是对的。
01
金融泡沫
一场永不谢幕的狂热戏剧
虽然古人和麦基非常熟悉人类的非理性和流行性狂热，但无法得知其中精确的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心理原因。例如，麦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一群人会时不时地去追逐某种价格高得离谱的投资？
今天，我们对此有了更好的理解。首先，金融经济学家发现，人类会本能地追求回报非常高但是发生概率非常小的结果。比如彩票,平均来说是赔钱的，但用巨额财富幻觉吸引了买家。
此外，在过去几十年里，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揭示了贪婪和恐惧背后基本的解剖学和心理学机制——“大脑边缘系统”，其位于大脑左右半球中间的垂直面附近，具有对称分布的结构，包括一对伏隔核（大约位于每只眼睛的后面）和一对杏仁核（位于太阳穴下方）。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后发现，伏隔核不仅会因奖励而被激发，而且会因为对奖励的预期而被激发得更加强烈，无论这种预期是关于烹饪、性、社交还是金融；相反，杏仁核会因厌恶、恐惧和退缩而被激发。
例如，如果你喜欢芙洛阿姨的烤宽面条，那么在你去往她家的路上，你的一对伏隔核及两核之间的连接会更快地被激发，并且很可能在你闻到菜肴香味时达到激发率的顶峰。但是，一旦你品尝到第一口，伏隔核的激发率就会下降，如果芙洛阿姨在你到达时告诉你她刚刚烤煳了这道菜，你的伏隔核就不再被激发。
这种活跃的预期传导有很明显的好处：大自然偏爱那些怀有预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人，而预期一旦被满足，就几乎没什么进化优势了。周围的人毫不费力地变得富有，这会大大刺激我们的伏隔核，正如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看到朋友发财更干扰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判断力的了”。
几个世纪以来，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知道，人类并没有运用强大的智力冷静分析世界，而是对事实进行合理化，使其符合情感上的预期。
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的权威著作《出类拔萃之辈》，使用反讽方式说明了**“最杰出”的决策者如何在军事介入越南事件中自欺欺人，对事实进行合理化的倾向明显；而我们最近在国外的军事行动也表明我们还没有吸取教训。
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喜欢模仿；一旦有人有所创新，其他人很快就会采纳。然而，我们的模仿倾向也增强了适应不良性行为，其中最主要是幻想性信仰。诚然，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模仿能力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对人类生存的促进作用远不及前现代时期在亚北极、 大平原或亚马孙流域所起的作用。
因此，在现代世界，适应性行为和适应不良性行为之间的权衡使得模仿能力对于人类已不如过去那么有利，我们现在陷入晚更新世时期的模仿倾向中，这一倾向在现代时期的成本越来越高，其中最昂贵和最危险的代价就是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这一信仰的传播。
人类不仅对叙事的反应比对事实和数据的反应更加强烈，而且初步研究表明，越引人入胜的故事越能侵蚀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此外，研究还表明，叙事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是存在内在利益冲突的:前者希望使消费者信服，并设计出最引人入胜的叙事，而后者如果是理性的，就应有意避开这些叙事，并仅仅依赖数据、事实以及分析的方法。
人类偏好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类还具有自欺欺人的倾向。
人类本来很善于发现他人撒谎的真相，但是人类用欺骗自己的能力消除了这些真相，这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骗子。纵观历史，在各种宗教性群体幻想的主角中，作为局外人的骗子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一些被自己的幻想欺骗的受害者。
大约从150年前开始，基督教新教发展出一种信仰，其专业名称为“时代论前千禧年论”（简称“时代论”），其现代倡导者将其打磨成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末日叙事。尽管其确切的内容因不同的神学风格而异，但基本叙事都是预测犹太人将返回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在那里恢复祭祀。然后，罗马帝国以十国联盟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由一个有魅力、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人领导，这个人是反基督者，是魔鬼在人间的化身，他与犹太人结成了一个七年联盟，但三年半后，这个反基督者背叛了犹太人，从而促成了外国军人对以色列的入侵。入侵者不仅包括俄国人，还包括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那里的2亿中国人。
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接踵而至：大决战和其他恐怖事件，统称为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的最后，耶稣复临，击败反基督者，建立千禧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数十亿人死亡。信仰耶稣的基督教徒被顺利地从大决战和大灾难中提到天堂——这就是“被提”。犹太人的结局差一些：1/3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并规劝其他人也改信，从而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另外2/3的犹太人就倒霉了。
不了解上述时代论叙事，就无法充分理解当前**社会的两极分化现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非宗教取向的公民都认为这是极其怪诞的，但是，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一系列的预言事件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教父》一样耳熟能详，像杰瑞·法威尔、金·贝克和吉米·斯瓦加特这样的电视福音布道者，他们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时代论资质。
几个原因决定了对时代论叙事的普遍关注。以色列，尤其是重建圣殿在这一信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响了**的中东政策。**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和对巴以“两国方案”的明显放弃，可以直接追溯到福音派，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鼓吹，他们现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2018年5月**驻耶路撒冷新大使馆落成典礼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是由两位时代论牧师主持的。其中一位是罗伯特·杰夫里斯，曾经声称希特勒帮助过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另一位是约翰·哈吉，他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上帝对新奥尔良罪恶的惩罚。
在核时代，即使是轻微的“世界末日不可避免”的宿命论也是危险的。2010年**皮尤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1/3的**人相信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来，而且大多数人相信“被提”。其中一个有此信仰的**人就是罗纳德·里根。他可以和杰瑞·法威尔这样的人畅所欲言地谈论时代论神学。福音派占据**军队的近1/4,其中大部分是时代论者；他们的影响在空军学院尤为突出，所服务的部门控制了**的大部分核武器。
1964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他的兰德公司老板审查完**的核指挥系统后，放映了电影《奇爱博士》，并评论说这部电影很可能成为一部纪实节目。影片中，一位患精神病的**空军基地指挥官奇爱博士关注于饮用水的氟化。即使到今天仍然有部分时代论者被饮用水氟化问题困扰——影片中这位指挥官触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历史上，基督教徒一直给犹太人贴上反基督的标签，这一概念本身就容易引起暴动。即使在今天，对一些极端福音派教徒来说，把这个标签贴在某人或任何团体身上，都可以为他们的谋杀辩护。
最后，单是时代论这一信仰就能够而且确实已经引发大规模死亡。1993年，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镇，痴迷于《启示录》的大卫·考雷什领导的大卫支教与不理解其信仰体系的联邦官员发生了冲突。
启示性末日论的起源在《新约》和《旧约》中都有，并且可能更早地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多神教，因此，以色列犹太人中的极端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末日剧本，都与基督教时代论者的末日剧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不足为奇。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谁扮演英雄，谁扮演反派人物。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论者几乎一致认为犹太人是反基督者，而“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从世界各地招募新兵到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片杀戮之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圣训中直接引用的末日论叙事。
03
群体智慧
保持个体观点的多样性
要想理解金融泡沫和暴力性的末日疯狂等社会潮流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可以先理解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发生，这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群体决策智慧的现代理解开始于1906年秋天，当时的先驱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参加了在普利茅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英格兰西部肥畜和家禽展览。
在那里，他进行了一次群体理性实验。大约800名参赛者以每个人6便士的价格购买一张“公牛体重竞猜”的票，对公牛净重猜得最准的人将获得奖品。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猜测值的中位数为1207磅,与实际体重1198磅相差不到1%。所有猜测值的平均数为1197磅，几乎准确，尽管高尔顿在他发表在《自然》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到平均值这个数字，因为他认为中位数，也就是（按顺序排列后）所有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在理论上比平均数更具有吸引力。
高尔顿关于集体决策准确性的结论已经被反复证实。最近，《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在他的畅销书《群体的智慧》中总结了这一概念，他在书中提出，有效的群体智慧有三个要求：个体分析的独立性，个体经验和技能的多样性，以及收集个体意见的有效方式。
那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什么才是“群体”——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和詹姆斯·索罗维基提到的那些理性的人，还是吕克·茹雷、约瑟夫·迪·马布罗和大卫·考雷什这些不理性的人？
妄想性群体与智者群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互动程度。高尔顿的约800名参赛者中的所有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真的聚集成一个集体，这是值得怀疑的。他的实验有一个关键的、通常被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它涉及牛的净重。在牛被屠宰前，没有人知道结果，参赛者必须在参赛卡上填写自己的地址，这样获胜者才能接到通知，且参赛者为了让自己的预测结果不对外泄露，在填写卡片之前并没有聚集在一起。
几年前，金融专家乔尔·格林布拉特对高尔顿实验进行了巧妙的改变，他向哈勒姆地区的一个小学生班级展示了一个装有1776颗果冻糖豆的罐子。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学生们独立提交的索引卡上 所显示的平均估计值非常准确：1771颗果冻糖豆。然后格林布拉特让每个学生当众说出他们的估计值，这破坏了他们总体判断的准确性——新的“开放式”估计结果平均只有850颗果冻糖豆。
因此，一组人的互动越多，其行为就越像一个真正的群体的行为，评估结果就越不准确。有时候，群体互动变得如此紧密、频繁， 就产生了疯狂。用弗里德里希·尼采最简洁的话说，“在个体中，疯狂是罕见的；但在群体、政党、民族以及时代中，疯狂是司空见惯的”。麦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 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话就是，“据说，人以群体为单位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发疯，但非常缓慢地逐个恢复意识”。
因此，实现一组人整体判断的准确性，要求参与者不能像群体那样行动。此外，正如索罗维基所指出的，这还要求这组人中个体的多样性：一组人对于某项估计的观点越多，该估计就越准确。
观点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个体；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在过去30年中，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检验了数百位著名专家预测的准确性；他发现，那些综合考虑各种往往相互矛盾的观点的人比那些从单一理论视角看待世界的人表现得更好。简单一句话：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金融领域，都要提防空想家和真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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