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星项目是什么(启明星是什么东西)

“侯官王绶琯,1923年生于福州,童年客寓上海,少年时负笈黔蜀间,青年时游学英伦。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终以自学致天文为终身业。1953年以还,先后服务于宁、沪、京天文台。于今历40载。齿落发童而意犹未止也。”

读到这段半文半白的话,你可能觉得它是出自哪位文学家之手。其实,这是我国天文学家王绶琯在1993年写的自述。彼时,这位大科学家已年至古稀,字里行间却颇具童趣,寥寥数语,道出了半世生涯和毕生追求。

从最早阅读天文科普书籍开始,王绶琯与天文学已经交往了大半生。科学和赤诚的种子,在王绶琯心里种下后,便长成大树、开枝散叶。

科普启蒙下踏入天文之门

王绶琯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侯官”是旧县名,现在的闽侯县。1936年,在叔父的推荐下,13岁的王绶琯考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王绶琯最初学航海专业,后来因眼睛近视,便改学造船。

求学期间,王绶琯一有时间就跑到书店里看书。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本叫做《宇宙》的杂志,这是我国近代的一份天文普及期刊。李珩、张钰哲等老一辈天文学家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科普性文章,张钰哲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什么是时间、昼夜和四时的变化,还不时介绍中国古代对“宇宙”的描述。这些有趣的故事激发了王绶琯对天文的好奇心,在他心里悄悄埋下一颗种子。

时光匆匆,造船一学就是9年。1945年,22岁的王绶琯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

巧合的是,学院隔壁恰好是格林尼治天文台。这对原本就爱好天文的王绶琯形成了强烈吸引。年少时在心底埋下的兴趣的火苗,在这里被点燃了。

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王绶琯对天文学从业余爱好,又更走近了一些。他在天文台结交了很多朋友,还经常给英国的几位天文学家写信请教问题。对方看到是年轻人,又虚心求教,也都很欢迎。

后来,屡屡被问及为什么转行时,王绶琯说,“人对自然有很大的好奇心。同时你要看了前面的人能够这样发现,能够那样做一个事情,你也很想自己来试一试什么的。”

不久,王绶琯给时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了一封求职信。信顺利到了格里高利手里,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

新的学科,在王绶琯面前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当时,王绶琯主要进行晚上8点到早上4点的夜间实测。多年之后,他在《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一文中回忆往事:“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

漫漫长夜,举目望着满天的繁星,王绶琯思绪万千。他写下了一首《归路》:“独客寻归路,低天孤一星。步声碎鸟语,返照媚山青。幽意流成唱,所思其或聆。郁陶徒四顾,向晚风冷冷。”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一次次突破奠基射电天文建设

1952年,万里之遥的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绶琯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决定立即回国。

儿时书上的启蒙者,转眼间成为眼前的带路人。王绶琯作为中年骨干,和张钰哲、李珩、陈遵妫等老一辈研究员一起工作,投入到了建设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事业中。

50年代初期,“大地测量与绘图”为国家建设所急需。为适应野外天文大地测量的要求,信号精确度必须提高。紫金山天文台受命承担了提高授时信号精确度的任务,并派王绶琯到上海主持这一工作。

当时我国唯一的授时机构就是徐家汇观象台。这里仪器有限,技术陈旧。王绶琯以前没有接触过授时,但脑海中曾经读到的关于时间的概念却一直若隐若现,他夜以继日,边学边干,“其中之苦,甘之如饴”。

不到两年时间,王绶琯和同事们改进测时、授时、播时的技术,将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时间”更响亮了。

此后,王绶琯又承担起了发展射电天文的任务。在他的提议下,在密云建起了射电望远镜,用于脉冲星观测。

“在党的十一大,把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写进党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决心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报答党对我们的期望。”这是1979年2月,王绶琯递交的《入党志愿书》中的一段话。

王绶琯孜孜以求,一次次从零突破。这一次,他把目标瞄向了天文望远镜设计。

天文,是观测的科学。要观测就要有望远镜,这个望远镜越大越好。而在天文光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大口径和大视场不可兼得的矛盾。王绶琯和苏定强等合作解决了天文望远镜设计的这一难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绶琯和苏定强共同提出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攻关项目。其中关键性的“主动反射镜”及“光纤定位”技术,起到了扩大视场的作用。LAMOST于2009年正式通过国家验收鉴定,它从原理、设计到研制完全是由中国自主创新。

尽管作为我国射电天文的奠基者之一,王绶琯却总是很谦虚。他说,“有很多人一起工作的,我只是其中的百分之零点一吧。”

“一个象牙圆顶汉,管中天我相窥\目成意会醉欲痴\星摇河汉近,心跃女牛知\富贵不淫贫不怵,生平居里皈依\浮沉科海勉相随\人重才品节,学贵安钻迷。”这是王绶琯作的一首《临江仙·书怀》。

他是观星星的人,却把路铺在脚下;他求索毕生,却只说坚持“安”“钻”“迷”。那浩瀚星河,在王绶琯手中发出了浪漫的对话,跳动着无尽的牵挂。

照亮后学之路

今年11月5日,王绶琯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他被表彰为“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一位科学家,怎么会成为助人为乐的模范呢?

王绶琯在回忆过往时曾感慨:“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是遇到了几双‘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拉起奋斗的‘小手’。”

1997年,王绶琯提笔给时任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看似与自己科研工作并无直接关系,却关乎后辈未来。他说,作为前辈的自己这一代人,应该反躬自问。在青少年培养科学兴趣的关键期,“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领路”。

王绶琯认为,只有植根于一片深厚的土壤之中,科学之树才能枝繁叶茂。科普,变成一种科学的养成,这是很重要的,这就需要很多人去做,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做得成的。他联合60多位中科院院士、科技专家,发出了《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

在多方支持下,1999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

20多年来,王绶琯为了俱乐部的发展四处奔波。他坚持“去功利化”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科学教育思想,要求俱乐部不以应赛为目标,要制定缜密严谨的人才培养方案。他还寄语青少年:“勤学而好问,务实以求真;敏思而笃志,温故以创新。”

为了解决俱乐部的经费问题,王绶琯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稿费。后来,他年事渐高,身体虚弱,不能行走,还让女儿推着轮椅带他参加俱乐部活动。即使躺在病榻上,他仍说:“我总是忘记自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时间不多,要干的事却还有很多!”

王绶琯认为,科学精神所体现的智慧和力量,属于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受哺于社会并应该反哺社会。

在王绶琯看来,科学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一个行业,其任务是认识自然,属于“求真”。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求真精神。社会上其他行业虽然任务不同,但都要“求真”。

现代科技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创造巨大社会财富,而作为这一链条始端的自然科学却不以任何实际功利为目的。王绶琯认为,这种反差,往往会对“求真”产生压力和诱惑。对抗种种干扰,更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需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在这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养料。从王绶琯的诗作中,我们大概可以窥见一斑。

今年1月28日,王绶琯走完了他98岁的人生历程。这位给了我们望星空的眼睛的老人,自己化身成天上星辰。他的学生们称他为“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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