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俄罗斯版海报
谢列布连尼科夫对《彼得罗夫流感》一书情有独钟，将其盛赞为当代俄语文学中罕见的杰作。除电影之外，还将其搬上了戏剧舞台。戏剧版《彼得罗夫流感》非但表现形式及手法与电影迥异，在艺术解读上也另辟蹊径，以相对有限的舞台空间呈现出无比开阔的思想内涵：戏剧开场时成年彼得罗夫在电车上遭遇的那群疯子，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幼年时在新年枞树联欢会上遇见的那群演员。
故事看似构成了闭环，却似乎总有些不对劲儿。一面是庸俗晦暗的平淡生活，一面是诡异怪诞的魔幻现实，而后者既可能是实实在在的魔幻，亦可能是流感谄妄的幻想。读者跟随人物在不同时空来回穿梭，也和人物一样迷失在催眠般的盗梦空间里：死人复活——真相抑或幻想？伊戈尔到底什么来头？彼得罗娃真的是杀人狂魔？彼得罗夫真的杀死了谢尔盖？小说文本如同一个魔方，可以轻易拼凑起单面的真实，却很难同时凑齐六个面，而且稍稍一动，之前拼凑好的那面也凌乱了；它更像一个迷宫，其间散落着不止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沿着每一根都能走到出口，但沿途观感却迥然不同。以下试举四种逻辑自洽的解读方式。
冥王说
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
人格分裂说
最后，彼得罗夫的人格分裂大概还与某种重大的精神创伤有关。对此小说中没有明确表述，却能找到蛛丝马迹。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因此也从未体会过失望。自然，他也有些小小不言的麻烦，但都不至于为他的生命插上十字架，像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谢尔盖那样。他也可能会遭受一些严重损失，比如儿子也许会出什么事，前不久不就有个跟儿子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带着冰鞋出了门就再没能回来吗？妻子也许会另找个男人，不过这也正常，毕竟妻子跟他已经离了婚。（第7页）
以人格分裂为出发点，“死人复活”亦可得到合理解释。从上面引用的文字来看，“死人复活”似乎确有其事，毕竟是广播里报道的新闻事件。但换个角度想，作为人格分裂者，彼得罗夫自然可以幻听到任何他想听到的东西——“假如彼得罗夫此时打开车上的广播，他一定能听到”。
魔方也好，迷宫也罢，都同样既是小说构筑的文本世界，又是现实生活、人类世界本身。对于萨利尼科夫而言，文学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思，而魔幻现实主义是解释现实最为便利的工具。倘若抛开虚实层面的表象，而深入本源，则或许又可得到以下两种解读。
生活异化说
第三种解读认为，冥王并不存在，但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或多或少都是疯子，而逼疯他们的正是异化了的生活（戏剧版正是基于这一解读）。小说的叙事在苏联和当下两个时空中交错展开，反复将当代与历史进行对比（特别是电车上的疯子们关于政治、社会福利的争论，彼得罗夫与父母及岳父母那代人的观念交锋）。彼得罗夫差不多是作家的同龄人，他们在苏联末期度过了相对安逸的童年，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却遭逢分崩离析和混乱无度，这不可能不对他们的三观产生深远影响。叶卡捷琳堡曾是苏联解体之后最为混乱的地区之一，暴力犯罪层出不穷，一度被称之为俄罗斯犯罪之都。小说中随地丢弃的注射器、死在楼道里的小流氓、比犯罪小说更为黑暗的街头真实……正是被异化了的现实导致了人们心理的扭曲和精神的疯癫。
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颇耐人寻味：
如今，仅仅几年光景，大家都变得不苟言笑了。那年秋天俄罗斯刚经历了金融危机，但人们却很快活；眼下并没有危机，况且临近新年，可路上的行人却一个个愁眉不展。看上去大家似乎都比九十年代穿得好了，吃得也更饱了，却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似的。也许恰恰少了些奔忙。以前的城市居民像一群蟑螂，大家都忙着赚外快，争先恐后地到处抢购便宜衣服和食品，着急忙慌地追赶公交车，就跟每一趟都是最后一趟似的，一门心思早点儿到家，唯恐在黑黢黢的楼道里撞见不要命的吸毒者。而如今，人们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如同走在主人屋里的宠物猫。（168页）
初看这段文字，似乎在说：现实生活得到了改善，居住环境变得安逸了，人从蟑螂变成了宠物猫。但若从人物的主观心理感受出发品味这句话，则恰恰相反：即初到脏乱差的环境里，人是厌恶抗拒的，但时间久了，就安之如饴了。换言之，并非异化的生活实现了正常化，而是人被异化的生活同化了。
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剧照
生活本来说
如果说第三种观点指向的是特定的当代现实，那么第四种观点则指向普遍的人类生活：冥王并不存在，人物也并非疯子，只不过生活本就荒诞无常，每个人心里都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和脏事。抛开那些疯狂的流感谄妄，书中人物其实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彼得罗夫是个循规蹈矩的修车工，还是个重度拖延症患者（家里滴水的水龙头，父亲留在车上的庸俗装饰）；彼得罗娃是个颇有些厌世心理的图书管理员，她对那些该死的渣男毫无怜悯，对露天市场上的小贩却充满了同情。夫妻二人都极有公德心，生怕将流感传染给别人；他们在省城拥有两套住宅，却过着连“番茄自由”都无法实现的日子。总而言之，彼得罗夫们就是普罗大众，在他们身上能照见我们每个人的影子。每个看似温良恭俭让的正常人心里，都或深或浅地埋伏着妒忌、贪婪、疯狂、叛逆、报复的暗黑因子，而流感的发作正是这种隐秘冲动的爆发。正如谢列布连尼科夫导演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彼得罗夫。”
生活本自庸常，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渴望着另一种生活，并在这种渴望中焦灼：
他只是有种感觉，一切都不应该是现有的样子，除了他眼下拥有的生活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宏大的生活，为另一种未知的东西所充满，但绝非修车地沟，绝非家庭生活，而是别的什么，一种不那么世俗、不那么庸常的东西。尽管这种生活规模宏大，但彼得罗夫活了将近三十年，却从未触碰过它，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彼得罗夫有时会觉得，他的脑子大部分时间都深陷于某种类似流感谄妄的状态之中，无数的荒诞念头对他纠缠不休，他并不愿意去理会它们，可它们却一个劲儿往他脑子里钻，妨碍他理解某些更为重要、却难于表达的东西。（285页）
生活的荒诞还源自不同个体的差异与隔阂，因为生活中不仅有客观真实，还有主观真实。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点，作家采取了独特的叙事视角。小说看似通篇使用了全能视角，实则分别掺杂了成年彼得罗夫、儿时彼得罗夫、彼得罗娃和雪姑娘等不同人物的内视角。通过不同视角对同一事件进行观照，可以呈现出异样的主观真实，展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戒备。比如，彼得罗夫宿醉回家，发现儿子生病，问了一句“咋了，病啦？”这一细节前后出现了两次，分别掺杂了彼得罗夫和彼得罗娃的内视角。彼得罗夫自认为他“勉强从身体里榨取最后一点精神，努力塞到声音里以示关爱”；而在彼得罗娃看来，彼得罗夫的声音里“多少带着点儿幸灾乐祸的意味”。又比如，对于洗衣机里流出红水这件事，起初根据彼得罗夫对事件的回忆，是小彼得罗夫的粉红色连袜裤掉色；后来才由彼得罗娃透露内情，原来是她杀人之后棉服上沾了血迹，故意用儿子的连袜裤掩人耳目的。同床共枕的夫妻之间尚且如此，更遑论外人了。
小说语言细腻准确，冷静克制，同时带有独特的戏谑与幽默。这种语言特质源自作家丰富曲折的生活阅历。小说主人公的职业身份为修车工，作家对其劳作过程虽然着墨不多，却处处体现着细节真实。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处，说一群修车工在给一辆瞪羚车换底盘件，结果有个东西卡住了，死活敲不出来。这个东西（шкворень）是个专业术语，在词典里对应着诸多词汇，我百般搜索无果，最后咨询了同为修车工的内弟才解决疑难。当时我便隐约感觉，作家对修车工的了解绝不一般，想必有群修车工朋友，就像老舍先生当年写《骆驼祥子》，同样受益于他那群人力车夫老哥们。后来我才得知，原来作家本人就干过修车工。难怪能把修车工写活了。不止修车工，作家还干过各种各样与文学毫无关系的行当，简直堪比高尔基“在人间”的磨炼。这些经历今后或许都会慢慢变成文字，而那必然是真实的，有力量的：只有在血和汗里浸泡过的文字，才能入骨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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