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北宋文学家苏洵逝世
1066年5月21日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苏洵少时不好读，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像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
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苏洵母亲史氏病故，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苏氏祖坟。苏洵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时间实已太晚，何况一开头的时候，态度又不很认真，仗着聪明，看看与他同辈的人，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但是到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这次失败，使他痛自检讨，再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细读，不禁喟然叹道：“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愤然将这批旧稿，一把火烧个干净，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每日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者达六、七年，并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此时，苏洵已二十七岁。所以欧阳修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史本传皆言：“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日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是月命苏洵去礼院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书，是月仲兄苏涣出知涟水军，未行提点利州路刑狱，苏洵父子于西郊送别。八月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及殿试。九月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苏辙被任命秘书省校书郎。十一月苏轼辞别父亲去凤翔赴任。
北宋志平三年（1066年），三月，《太常因革礼》编撰完成。苏洵所著《易传》尚未完成即病重，命子苏轼述其志写完《易传》。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京师，时年58岁。六月具官船载洵由苏轼苏辙扶护出都城，苏轼妻王弗灵柩亦随载而行，自汴入淮溯江而上抵江陵，十二月入峡延水路于第二年四月护丧还家，十月二子尊父命于其母合葬。
苏洵文章的语言，字字珠玑，句句珍宝，既古朴凝练，又生动形象，妙语连篇，内涵丰富，读了使人回味无穷。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②王安石逝世
1068年5月21日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1042年(宋庆历二年)进士。1058年(宋嘉祐三年)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
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宋神宗进行变法，积极推行新法。由于保守派的固执反对，新政的推行迭遭阻碍。
1074年(宋熙宁七年)辞退。1075年复宰相职。1076年再次辞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后改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
王安石为唐宋人大家之一。著有《字说》、《钟山目录》、《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保存在《道藏》“彭把集注”中)。
史学界、学术理论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时间褒贬不一。梁启超则给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
事实上，在梁启超的时代，中国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于是，王安石就被发掘成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
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抛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20%，官员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虽然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我发现历史上很多次变法失败的原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是少数清醒的人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变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
③江西瑞昌群众拆毁**教堂
1873年5月21日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内地，教会是进入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先锋和主要堡垒。外国教士以传教和办学堂、医院、育婴堂等“文化”、“慈善”事业为名，出人官府，包揽词讼，强夺田产，制造“教民”与群众的纠纷，甚至指挥和教会有关系的流氓、土根大批杀害反对教会的民众。如：1868年的“扬州教案”、1869年的四川“酉阳教案”、“安庆教案”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等。
因此，在河北、山东、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及一切有外国教会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都发生了群众性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
1873年**传教士在江西瑞昌强行建立教堂，几经交涉不予理睬，激起当地士民的愤慨，于1873年5月21日（清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举将教堂拆毁。
④《苏报》案了结
1904年5月21日
汪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因此案颇多龃龉，因而判决始终未下。舆论纷纷指责将章、邹长期关押而下判刑有违法律和道德，工部局也放出风来，说再不宣判就要将人放掉。清廷外务部怕前功尽弃，这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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