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来到了江宁县，他们走到一户人家门口。
这幢房子的门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工作人员向周围的邻居了解情况后，知道屋主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嫁给一个大资本家当“填房”了。显然，这个婚肯定结不成，因为公安局民警特地过来，就是为押走此时正在家中待嫁的新娘子。
新娘申少珍自从进了公安局，整个人就心神不宁，她脸色苍白地低着头，时不时偷看一旁脸色严肃的民警同志。
其实她早就发现有人在追查她的下落。不久前，她跟着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在秦淮河夫子庙附近演出，申少珍口中念着唱词，往台下一扫，就眼尖地发现看戏的老百姓里有几个人不太对劲。他们混在观众里，却根本没将心思放在演出上，反而死死把守着几个出口，显然准备等演出一结束就上来抓人。
图|秦淮河
别人或许不会在意，申少珍不一样，她心中有鬼，下意识就认定这群人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她不敢在戏班子里久留，趁着去后台化妆的机会偷偷溜走。后来的几天，申少珍都没有去戏班子，而是躲起来准备嫁人。
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十有八九是暴露了，以后肯定不能继续在戏班子里抛头露面，但申少珍没办法抛弃现在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直接答应了一个资本家，给他做填房，可惜还没正式结婚，就被民警同志逮捕了。
申少珍在看守所里呆了几天后就被提审了，审她的人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的，叫马新民。马新民往她面前一坐，没和她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开门见山地问：“你知不知道陈亦川现在的情况？”
一听见这个名字，申少珍脑子里就嗡地响了一下。她整个人都僵住了，嘴唇开合了几下，没发出半点声音，等回过神后就条件反射地拼命摇头：“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马新民一直注意着她的表情，当然不可能相信这些话的，他把自己搜集到的证据一一摆在桌上，严厉地说：“你不要想蒙混过关，老实交代你和陈亦川的关系。”
面对这些铁证，申少珍只得承认自己给陈亦川做了三年多的情人，一直到去年才中断了这种关系，而且从1949年4月份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了。
马新民又问：“那你知不知道，现在陈亦川在哪里？”申少珍犹豫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一年过去了，他没有联系过我，我觉得他不是逃到**去了，就是留在上海了，上海，他很熟。”马新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记下了这些情况然后汇报给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
这个陈亦川究竟是什么人？上海公安局又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心思想要抓住他呢？
图|50年代上海的老照片
要了解这一切，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被沈醉评价为“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暗杀大王”王亚樵。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1887年生，他聪颖过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学了一手出神入化的枪法。16岁那年，才识出众的他就考中了秀才。1915年，一直致力于反清救国运动的王亚樵追随孙中山，加入到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
为达成打倒军阀的目的，他多次向孙中山上书，建议成立一支暗杀组织，专门暗杀反动军阀，但孙中山却没有采纳，甚至严厉批评了他的这个想法：“革命应该用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而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上世纪20年代初，“暗杀”理念得不到赞同的王亚樵来到上海，决心在这里干出自己一番事业。他一到上海，就成为安徽籍上海工人队伍里的领头羊，不久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
在王亚樵的领导下，这支队伍愈加壮大，成员甚至达到了数百人。
图|王亚樵
这群人人手一柄斧头，别名“斧头帮”。斧头帮的成员在王亚樵的带领下，投入上海滩混乱的局势中，搅风搅雨，让上海包括杜月笙、黄金荣在内的其他势力不得不畏惧退避。
王亚樵的理念很简单，四个字，以杀止杀。无论是旧军阀、封建余孽，还是汉奸特务、流氓恶霸，只要是罪人，王亚樵就会带领组织里的成员将他们一一除去。
1927年，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革命人士牺牲在这场浩劫中。眼睁睁看着救国救民的同胞惨死，眼睁睁看着自己所钦佩的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共合作”等三大政策被蒋践踏，王亚樵心中悲痛万分，他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记在了自己的“暗杀名单”上。
1931年夏天，正在竹林小道内散步的蒋介石被人射击，但因为开枪者离他太远，导致子弹没有命中，他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同年7月末，在上海北火车站，秘书唐腴庐因为戴着与宋子文一样的巴拿马帽被刺客乱枪打死，宋子文侥幸逃过一劫。
图|“四一二”老照片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得意洋洋的日寇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为作战胜利举行祝捷大会。
当会场上的日本人为自己犯下的侵略恶行举杯相庆时，轰然一声巨响，有人引爆了事先安装在场地里的**，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当场殒命。没过多长时间，偏袒日方的英国外交官李顿在暂住上海期间也遭到了暗杀。
做下这一系列暗杀大案的幕后主使，就是嫉恶如仇的王亚樵。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屡屡受到此人影响，心里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他立即找来了曾经在王亚樵手下做过事的戴笠，先让他去劝降王亚樵。
戴笠得到命令后，先是和曾经做过王亚樵门生的胡抱一带着4万元巨款前往上海，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王亚樵，被拒绝后，不死心的戴笠又找到胡宗南，让他给王亚樵写信，提出两个人一起合组安徽省政府，由王亚樵担任副主席这一职位。
图|戴笠
但王亚樵要的根本不是这些，已经做了蒋介石走狗的戴笠怎么可能会明白他的志向。
戴笠两次劝降都以失败告终，只能灰溜溜回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完报告后脸色难看至极，他咬牙切齿地说：“一个月内，你必须将王亚樵缉拿归案，要是我在一个月内没看见他的人头，你就提着自己的脑袋来见我！”
但要追捕王亚樵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王亚樵自己就是搞“暗杀”的，反侦察意识和隐蔽的手段远远不是国民党特务能比的。在上海，他光是秘密住处就有十几个，当他出门在外的时候，也总是乔装仪容，连行走的路线在一天之内就要改变很多次。
戴笠没有办法，只好选择了最耗时耗力的大面积搜查，他先是封锁上海所有对外的海陆空通道，确保王亚樵没法逃去外省，只能呆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然后在王亚樵那十几个秘密住处外安排大量人手，要他们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蹲点监视。
除此之外，蒋介石甚至发布了一项悬赏令：“协助抓住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者，赏一百万元。”
图|王亚樵
要知道，当时一个中等银行的全部资金大概也就一百万元，而其他被悬赏的“共匪要犯”也不过十万元，可见蒋介石是铁了心要王亚樵的命！
在金钱的诱惑下，有知情人找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密报了王亚樵在上海的新住处，但一百多名特务将那栋房子团团围住后，戴笠带人冲进去搜查，结果却一无所获，这么一个大活人竟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原来，早在特务们包围这栋房子前，已经听见动静的王亚樵就顺着水管跳了下去，然后躲在了郊区乱葬岗的一具棺材中睡了整整一夜。
戴笠使出了全部手段，依旧没能完成任务，无奈之下感慨道：“哪有人能对付王亚樵啊！”无功而返的他声泪俱下地向蒋介石认错，蒋介石也不好真的让自己培养出的心腹以死谢罪，最后只是随意训斥了几句。
图|蒋介石
另一边，知道蒋介石派人四处追杀自己的王亚樵在1933年8月暂时前往香港躲避，但他并不是怕了蒋介石，而是酝酿着一个新的暗杀计划。
在香港，王亚樵联系上了李济深，他们吸取从前刺杀行动失败的经验，决定派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取得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这个职位，用记者的身份接触国民党的高层人员，以此打探蒋介石的动向。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湖南路的礼堂里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各个新闻机构都安排了记者到场采访。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原本参加会议的蒋介石却迟迟没有抵达会场，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只好站出来带领全体中委拍照。
就在这个时候，变故发生了！
几声枪响接连响起，站在最前面的汪精卫倒在了一片血泊中，一名手持枪支、记者打扮的可疑人员刚要趁乱逃离，就被卫士当场击毙。让国民党人士庆幸的是，汪精卫虽然身受重伤，但由于刺客携带的枪支洞穿力不大，没有危及到汪的性命。
图|汪精卫
此事一出，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没有到场的蒋介石，认为就是他安排了这次刺杀行动，所以才没有在会场出现，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更是揪住蒋介石大吵大闹，一定要他给自己一个说法。
蒋介石虽然干过暗杀的恶事，但这次真是平白无故背上了一口黑锅，他有嘴说不清，只能把戴笠找来痛骂一顿，要他立刻查清楚这件事究竟是谁干的。
结果出来后，戴笠瞪着那个名字说不出话来：又是王亚樵！
原来，王亚樵最开始是打算在照相时击毙蒋介石，才安排了自己的手下孙凤鸣伪装成拍照的记者来到会场，但没想到蒋介石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孙凤鸣不想放弃这次行动，于是临时把目标转向了汪精卫。
图|王亚樵（圈红处）
至于王亚樵，此时已经转移去香港了。
蒋介石彻底明白，王亚樵要是不死，等同于自己身边埋着一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夺走自己的性命，他给了戴笠半年的时间，一定要除去王亚樵。
看着蒋介石阴冷又坚决的双眼，戴笠明白，如果说上一次的命令自己还能靠苦肉计蒙混过关，这一回蒋介石是不会再松口了，自己和王亚樵，只能活一个！
戴笠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这回可真是得倾尽全力追杀王亚樵。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手下一个名叫陈亦川的特务提供了“王亚樵已经离开香港，现在身在广西梧州”的消息。
图|今天的梧州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已经伙同英国政府逼迫香港当局帮助逮捕王亚樵，收到消息的王亚樵在李济深的安排下去往广西梧州暂时躲避风头。
会有这个决定，一方面是王亚樵考虑到李济深的老家就在那里，另一方面也因为广西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他们与蒋介石表面上一片祥和，实际私下早就离了心，所以蒋绝不敢把自己的人派去广西。
王亚樵就这样在广西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但他知道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没有丢失警惕心，时刻戒备，以防万一。让王亚樵没想到的是，的确有人找到了他，那个人并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而是一个柔弱娇小的女人。
这个女人的名字是余婉君，她的身份非常特别，是余立奎的情人。余立奎不仅是王亚樵的部下、好友，更是他的救命恩人。
图|李宗仁
王亚樵躲藏在香港的那段时间里，国民党特务们已经找到了他的住所，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余立奎果断安排王亚樵撤退，自己则被特务逮捕了。
余婉君一见王亚樵，立刻哭着讲述自己在香港过得很苦，要求也要来梧州居住，她口口声声说“余家人都对得起王大哥”，王亚樵想起为自己身陷囹圄的好兄弟，当场就坐不住了，不仅让人安排了她的住处，还承担了她的生活费。
1936年9月中旬，余婉君邀请王亚樵来自己的住处，说有要紧事找他商量。王亚樵并没有多想，他信任余立奎，当然也不会防备余立奎的女人，但手下却劝阻他：“我总觉得余婉君有事情瞒着我们，她见到我们的时候，神情很慌张，我感觉不太对劲。”
王亚樵想了想，说：“立奎被判了死刑，我们要是有对不起婉君的地方，就太愧对他了。”
他说完，按照约定抵达了余婉君的住处，但就在他上楼的时候，一道人影从隐蔽处冲了出来，往他的脸上洒了一把石灰！
图|王亚樵
王亚樵双眼剧痛，他在这种时候下意识大喊“婉君，危险”，然后拔出腰后佩戴的手枪，仅凭感觉对着先前敌人出现的位置连开几枪。埋伏已久的特务们一股脑冲了出来，对着无法睁开双眼的王亚樵一顿扫射。
无力反抗的王亚樵身中数弹，缓缓倒下了……
余婉君惨叫一声冲上前来，扑在王亚樵的尸体上痛哭：“九哥，是我对不起你啊！”她沉浸在悲痛中还没回过神来，残忍的特务已经走上前，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
这一切，都是戴笠和陈亦川的计划。他们知道王亚樵虽然“狡猾”，但是很重感情，于是前往广西梧州前，先在香港把余婉君给找了出来。
为了取得余婉君的信任，他们安排几个流氓调戏她，等她被逼入绝境的时候，再让特务程子贤出面救人。余婉君果然中计，把程子贤当作自己的救命恩人，对他唯命是从。
图|戴笠
程子贤在和余婉君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多次打探王亚樵的下落，但余婉君始终守口如瓶，只回答不知道，他于是故意说：“蒋委员长其实非常欣赏王亚樵，他一直叫我们找他，是为了招揽他，甚至放话要给他一个省主席的位置，到时候不仅王亚樵可以平步青云，还能把被关押的余立奎给捞出来。”
程子贤为了证明这番说辞，请戴笠亲自飞到香港，给了余婉君十万元巨款。戴笠握着余婉君的手，并假惺惺地表示：在投奔蒋介石前，他就和王亚樵是结拜兄弟，自己是不可能会害王亚樵的。
信以为真的余婉君听从戴笠的安排来到广西梧州，并且帮助国民党的特务引出了王亚樵，最终导致了王亚樵之死，而她自己也没能逃过特务的杀害。
第二天，报纸上就报道了王亚樵的死讯，延安方面也在不久后得知了这个噩耗，毛泽东沉默了很久后，说道：“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图|毛泽东画作
其实，早在王亚樵被杀害之前，就已经决定投奔中共了。他让自己的手下余亚农、张献廷二人去延安联络共产党说明自己的态度，而延安方面也同意了接纳王亚樵，等到余张二人欣喜若狂地带着消息火速赶回梧州，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余亚农在王亚樵的墓前含泪朗读了中共中央领导写给王亚樵的信件，并将信件焚烧，接着就带着剩下的兄弟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时间来到1950年3月，也就是申少珍被捕的几十天前，上海市公安局成功逮捕了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经过审问和搜捕，一批伺机危害新中国安定的潜伏特务落网，但在名单上出现的陈亦川却不见踪影。
在上海解放前，于暗杀王亚樵行动中立功受赏的陈亦川并没有逃往**，而是接受任务留在了大陆。解放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曾经专门派人去陈亦川的老家安徽省霍邱县了解情况，但陈亦川这个人却像断了根一样，民警同志们把和他相关的人员问了个遍，也没有获得半点线索，这件事暂时就被搁置了。
图|上海解放老照片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次在上海落网的一批军统特务中有一个名叫姜深义，他交代了自己知道的情况：自己和陈亦川是老乡，1948年年末，两人曾经在上海见过一面。
上海市公安局侦察员马新民在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提审了姜深义，并得到了“陈亦川有个情妇还在南京”的重要情报，她就是文章开头被拘捕的“吴家班”戏子，申少珍。
申少珍没有说错，陈亦川还留在上海。但是他使用的是一个假身份，也没有在解放后去公安局登记，后来邻居认为陈亦川的言行可疑，写信给了榆林区公安分局进行检举，1950年4月，陈亦川被榆林区公安分局逮捕关押，这也导致侦察员始终找不到他的踪影。
王亚樵命案的要犯几乎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只差陈亦川，他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图|50年代上海老照片
1950年6月上旬，榆林区看守所接到了一个刚被逮捕的军统特务的举报：他看到了陈亦川！
原来，那天刚好是在看守所内的犯人放风的时候，这个特务随便往边上一看，忽然觉得一个人非常眼熟，但他的名字是“徐庆楚”，自己是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的。特务暗暗地打量那个人的长相，一边看一边回想，总算记起来了他是谁。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立刻向上汇报了这个情报，然后将他押送至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陈亦川再也无法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面对民警同志，一五一十交代了自己曾参与的所有特务活动，包括杀害王亚樵一案。
1950年9月，那天的上海下着一场小雨，仿佛革命烈士的英灵正在无声地控诉反动特务的罪行。陈亦川在解放军战士押解下走上刑场，他眼神慌乱而绝望，知道自己这次是在劫难逃。
一声枪响，陈亦川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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