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馆匈奴帝国境内,汉朝为什么军事力量强大

在持续了数百年波澜壮阔的汉匈战争中，汉匈双方的大人物运筹帷幄，攻防杀伐，无数贵族家庭和小人物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许多中原军人和贵族在动乱中向北流亡，进入了匈奴当中，他们不仅在史书中留下了踪迹，也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考证的文物证据和历史遗迹。那么，他们中都有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流亡塞北，他们又是如何在异乡保持了中原的礼仪文化呢？投奔匈奴的开国元勋和边境豪强

汉初的数位异姓王都在生死存亡之际 选择了投靠匈奴

事实上，中原诸侯的王子皇孙流落到戎狄蛮夷等周边民族中的情形曾多次发生。早在春秋时代，一些在中原政治斗争中失利的贵族会前往戎狄部落避难或者求助。比如晋文公重耳为了躲避迫害，逃到了他母亲的戎族部落。

到了秦末汉初和西汉早期，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大汉开国功臣身上。

楚汉战争之际，刘邦对归汉的有识之士，不但委以重任，还分封了几个诸侯王。为了确保中央皇权的稳固，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排除异己的措施。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前燕王臧荼、梁王彭越皆被处死。韩王信、燕王卢绾、以及前燕王臧荼之子臧衍等人就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做出了抉择，他们是汉初贵族投降匈奴的代表。

从表面来看，匈奴入侵马邑导致韩王信投降匈奴。燕王卢綰的变节貌似是受人教唆。其实，匈奴攻围马邑，只是加快了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步伐。汉高祖对诸侯王的猜疑，才是迫使韩王信与燕王卢綰投降匈奴的真正原因。

韩颓当的祖先韩王信，是战国时代的韩国贵族后裔、韩襄王庶孙。在秦末混战中，作为韩国正统后代的他可以号令韩国遗民，对汉王的事业有用。但是汉统一中原后，韩王信的贵族身份已失去了利用价值。但韩王信仍然占据着韩国这一军事要地，自然会被刘邦列为需要提防的对象。当汉高祖要他迁至太原以北时，他立即意识到汉高祖的用意。韩王信一面对刘邦表忠心，另一面他早已联系匈奴，为自己留下后路

。

与名将韩信同名的贵族韩王韩信

公元前196年，韩王信与匈奴在参合与汉军对垒时，汉朝的柴武将军曾劝韩王信归国。韩王信坚决不从，并回复柴将军说：当年没有保住荥阳是我的第一宗罪，以马邑投降外族是第二宗罪，现在又为外族领兵，与柴将军拼命是第三宗罪。文种和范蠡没做错事，还是一个被杀一个外逃，更何况自己这种带罪之人呢？所以韩王信表面上难舍故国，内心里是为逃过汉高祖的迫害而庆幸。

刘邦的残忍性格难以与人分享权力

相比之下，出身平民的燕王卢绾曾与刘邦同日出生。后来追随高祖出生入死，所以在汉初的非刘姓诸侯中最受高祖宠爱，但这并没有保住他的地位。公元前196年，与匈奴有联系的陈豨在代地谋反，燕王卢绾从东北打击叛军。陈豨抵挡不住，于是派王黄到匈奴求援。卢绾亦派使者张胜到匈奴，阻止匈奴对叛军的援助。张胜一到匈奴，反被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洗脑：现在的燕王之所以受到信任，是因为对内还有其他的诸王，对外燕地是抗胡前线。等其他诸侯逐步被灭，把守要地的燕王的灾难就不远了。

但这种两头下注的平衡游戏走漏了风声。后来匈奴降兵对汉高祖交代了有关情况，直接招致了高祖对燕的军事讨伐。只是卢绾还是把铲除异姓王与功臣的暴虐归咎于吕后，他仍然念及与汉高祖的旧情。即使被被汉军追击至长城下时，他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等到刘邦恢复健康了，我一定要亲自去谢罪。直到汉高祖死后一切希望断绝了，他才率部下万余人投降匈奴。因为地理位置靠近东胡，从而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

很多人并没有选择

在彻底叛离汉朝后，韩王信带着和他一起来到此地的百姓们聚城而居，修建了颓当城，繁衍生息，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语言风俗。这些韩国移民，也构成了匈奴帝国中的一个汉人小聚落、小分部。这也是燕王卢绾之后，匈奴中出现的第二个汉族人构成的小部落。韩王信繁衍了后代韩颓当。

年轻的韩颓当既保持了匈奴人骁勇善战的特性，同时又能习得汉文化的礼仪传统，因此为日后回归汉朝留下了活路，被汉朝封为弓高侯。

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弓高侯韩颓当领兵来到了山东高密城下。面对参与叛乱的胶西王刘卬这个出身在匈奴领土上的南归将领以娴熟的外交辞令，降伏了叛乱的胶西王。

史记中以非常详细的描述，记载了韩颓当击败胶西王的过程：

韩颓当站在汉军的壁垒上，随时准备击鼓，他严厉地质问叛乱的胶西王刘卬：“大王用兵造反，也是辛苦了，请问您为何要作乱？“

刘卬回应道：”晁错给天子进谗言，要剥夺诸侯王的领土，我担心此举扰乱天下，才和其他的诸侯王一起举兵。我听说晁错已死，我自当罢兵。“

韩颓当想了想回应道：”大王如果真的是反对晁错，为什么不上书直达天子，而是擅自起兵攻打忠于朝廷的齐国？看来大王起兵的意图，并非诛杀晁错。“

面对韩颓当有理有节的质问，刘卬无言以对，最后伏剑自杀。

在韩颓当富贵后半生之后，到了韩颓当孙辈的时代，出现了韩说和韩嫣，前者曾经追随卫青出塞讨伐匈奴，后者则是汉武帝的男宠，享受过极其崇高的荣宠。

还是在汉景帝时代，景帝分封了其他七位归降的匈奴贵族为侯，让他们在河北境内建立了 桓侯国、安陵侯国、逎侯国、容城侯国、易侯国、范阳侯国、翕侯国等七个侯国，从姓名上看，这七个匈奴首领中，很可能也有祖先没入匈奴，但是后代回归汉朝的贵族后裔。

而前文提到的卢绾的后人卢它之，也选择了回归中原、同样获得了封侯的结局，命运的轮回还是将卢氏家族的子孙带回中原。

被匈奴俘虏的普通士兵

贵人们就算进入匈奴，往往也不失王侯之位。可和大贵族们相比，更多的普通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总体来看，汉朝军民会通过主动或者被动的方式加入匈奴中。在一些失利的大型战役中，汉军将领会给匈奴献上很多人头与俘虏。除了最著名的李陵，前103年，匈奴左大都尉想投降汉朝，派人寻求汉朝的援助。于是汉武帝让浞野侯赵破奴率兵二万人出朔方接应。但左大都尉被杀，赵破奴的队伍也被匈奴主力包围，最后全军覆没。

公元前90年，李广利带兵出五原，最后在燕然山附近遭到单于围困。疏于防备的汉军，在拿士卒性命下赌注的李广利的带领下投降。他们手下的士兵自然成为了单于的俘虏。根据汉书记载，这些将士中最后辗转归汉的，仅仅只有千分之一二，剩下的人除了死于漫漫征途之中，就是留在了西域城邦或者塞北匈奴之中。

对于远征将士逗留不归的情形，郎中侯应曾经十分精辟的总结道：

“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

也就是说，当时不仅有人在塞外蛮族的引诱下投降，而且还有从军不归的将士留在匈奴，家人因为生活过于贫困而想北上，而且还有在汉朝境内犯法作乱的游侠、盗贼也想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在当时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外逃人潮

。

再加上汉朝和匈奴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以两国间的轮番大战并没有影响普通人之间的交情和贸易往来，直到汉武帝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前夕，汉匈两边的普通百姓关系并不僵持，根据《史记》的记载，”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可见直到马邑之变前，匈奴百姓都很喜欢汉朝的货物，会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城下贸易，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人军民前往匈奴中也不会受到强烈的敌视。

侯应的话其实也得到了边塞汉简记载的印证，两汉时期，一些低级官吏会携带财务畏罪潜逃：居延新简EPT68记载了一例发生在东汉建武六年，汉朝官民越塞逃亡的典型案例。居延长安亭亭长王闳和他的儿子、攻虏亭亭长赵常等五人，盗窃官府钱财，携带刀、剑等兵器逃亡出塞。官军却没能捉拿到他们。亭长本身就有追捕逃人的责任，这也是一起典型的知法犯法。

进入匈奴的和亲陪嫁人员

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里出土的漆器酒杯

除了战争活动中前往塞外的人群，和亲本身也是汉朝人口流向匈奴的重要过程。每次和亲公主前往匈奴都会带上一定数量的宫女和工匠，他们能帮助和亲公主度过初到异国的文化冲击期，逐步适应草原上的生活。一般来说，这些人很难回到中原，所以一般会在高原上落地生根，为新主人服务。

汉代仕女俑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都默默无闻，但其中最有代表性和破坏力的，要属阉人中行说。

在和和亲公主一道出塞前，中行说明说不想前往条件艰苦的塞外。但他之所以被选中去匈奴，是因为中行说是边地燕人，熟悉匈奴的情况。吕后本人也厌恶中行说，一心想找机会排挤或者除掉他。朝中正统士大夫对于牺牲一个阉人毫不可惜，将军栾布对吕后的这一用意看得比较清楚。他认为：匈奴野蛮强横，不会善待汉使，如果派宦官这种地位低下的人前往北方，可以代替正统士大夫受苦受难。

公元前174年，匈奴冒顿单于驾崩，老上单于继位，汉朝与匈奴和亲。中行说虽然百般推辞，但却架不住圣旨，所以他临走时撂下狠话：如果一定让我走，那么我一定要给汉朝制造灾难。

果不其然，中行说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匈奴单于。从他前往匈奴后的表现看，此人很有见地，而且知识广博，善于辩论。宦官特殊的生理机制，使他在心理上比常人更加敏感，更加偏激，更容易产生报复心理。为了施展才干，也为了报复汉庭，他死心塌地为单于出谋划策、提升匈奴的作战能力以及文化知识。

没有中行说等人提供的关于关中的情报，匈奴骑兵很难焚毁回中宮，并骚扰到甘泉宮附近，逼近长安，叛逃者给汉朝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伤害，是吕后和汉文帝绝对没有想到的。当然，中行说的态度其实也和他的身世以及特殊身份不无关系。之后的汉朝降将虽然后继有人，但极少有人会怀着巨大的怨恨彻底为敌国出谋划策。

中行说为匈奴南下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遗址发掘和出土文物

除了分散在二十四史中的记载外，前匈奴帝国领土内出土的丰富文物，也证明了汉人遗民在匈奴中的的确确存在过。

阿巴坎宫殿的结构想象图

20世纪以降，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上的众多匈奴定居点被发掘出土。在诸多塞北的匈奴定居点遗址中，最有传奇色彩，而且也最能体现历史精彩之处的，就是位于今天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阿巴坎宫殿遗址。宫殿遗址出土了有汉字的瓦当、汉代的书刀和青铜铺首，证明宫殿的主人非常坚持汉文化；宫殿周围还有养猪的猪圈遗址以及农业遗址，以维护宫殿主人的生活物产供给。

阿巴坎宫殿中的汉字瓦当和铜铺首

从宫殿的规格上看，大致可以推测出如下几点：宫殿的主人极度认同中原文化，即使在塞北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中原式的贵族生活；此时的汉朝和匈奴关系比较友善，甚至汉朝强于匈奴，所以单于才能包容“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这样的修辞话语；而且宫殿的高规格还暗示了主人与汉朝皇室颇有联系。对于这座宫殿的主人的身份，不同学者有过不同的推测，现在看来，大致有这几种可能：在浚稽山之战中功亏一篑的汉朝名将李陵、在两汉之交自立为帝的大军阀卢芳，还有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无论是哪种说法，这些人的身份大体都与前文提到的几点相吻合。而且宫殿主人对汉文化的喜爱，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韩颓当在匈奴生活了30多年，但依旧拥有极高的汉文化素养和汉语口才。

而且遗址周围的出土文物和工匠遗痕也显示，汉朝工匠参与了建造这座宫殿。这座宫殿遗址完美地和文献记载互相呼应，形成了文物和文献互相呼应的论证效果。

此外，另一个重要的证明匈奴境内有过汉人生活的遗址，就是位于蒙古国境内的诺音乌拉匈奴贵族大墓。这个墓地在1912年为矿工巴洛德首次发现，1924-1925年，考古学家科兹洛夫在诺因乌拉发现了212座墓葬，并发掘了位于苏珠克图附近的10座墓葬，其中有6座大墓和4座小墓。1926—1927年，西姆克夫进行了发掘。1954年，蒙古的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发掘了11座墓葬，1955年发掘2座大墓、4座普通墓葬和9个祭坛。1961年道尔吉苏荣和匈牙利联合发掘了2座。迄今已发掘30座。墓葬中有典型的汉式棺椁结构，还有写有“上林”字样的典型的汉代漆耳杯，以及上面绣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汉锦。汉镜、汉锦、棺椁都是汉朝工匠带入塞外，或者由汉朝工匠在匈奴境内修建的。这些文物都充分地证明，当年确实有数目不少的汉人生活在匈奴境内，有不少汉朝的物产像北流入匈奴的境内。

反目成仇

苏武与李陵的不同命运恰是匈奴汉人的真实写照

由于匈奴人非常需要汉人与汉化胡人的技术工匠与各种情报，所以匈奴对于汉人采取的是利用的态度。比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就承认，匈奴对于汉朝的投降者会加紧盘问，收集有用的信息。所以匈奴人非常重视汉人带来的情报与技术。就算是张骞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企图被单于发现，单于也没有过度刁难，还被单于赐予妻子，进行相对宽松的看押，期待将张骞彻底同化为自己人。可见匈奴对于归降者的态度并不苛刻。

敦煌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投靠匈奴的汉人诸侯王和汉胡族将领一般会封王或者拜将，有时给予他们比汉朝更高的待遇。如卢绾被封为东胡卢王，在马邑之战中保全了单于性命的雁门御史被封为天王。李陵被封为右校王，李广利更受单于礼遇，深受恩宠。

与汉朝相比，匈奴部落联盟的极权程度很低。各个部落的小王在驻牧区内有很大的自主权，只需要参加每年一，五，九月举行的龙城大会，追随联盟参加军事行动就可以了。大单于和各个部落王的权利距离，远小于汉朝皇帝与大臣。不得不说这也是吸引汉朝流亡者的一点。

与被捉来当奴隶的汉人俘虏不同。有组织的投降人员，往往被匈奴人视为一个小部落，被安排在特定位置居住屯田。在对外军事行动时，各个部落都要出兵，所以他们都参与了对汉朝的军事行动。

出土织物上的匈奴贵族 其发型与服饰都反应了不同的民族成分

很多贵族与将领，还直接参与到了对汉的战争中。比如中行说就指点老上单于，给他透露汉朝的弱点；其他将领则亲自带领降军，参加对汉作战。如韩王信投降匈奴之初，就与匈奴约定共同进攻汉朝；韩王信的部下曼丘臣、王黄一同投降匈奴后，就与匈奴共同对付汉朝；卢绾也曾“往来苦上谷以东”骚扰边境。塞外都尉李绪投靠敌人后，向大单于传授汉军的战法，帮助匈奴人练兵。这一消息传回长安后，被李陵的仇人故意讹传成了李陵，结果导致李陵家属被满门抄斩

。

先前的汉军完全可能在下一刻为匈奴人作战

匈奴汉人的结局

汉匈对抗的时代大背景让混迹其中的个人命运容易被人忽略

政治上，降胡的汉朝贵族们一般能娶到匈奴公主。李陵和李广利都娶单于之女为妻，张骞和苏武这样的汉使也被派了匈奴妻子，加以软禁与扣留。由于单于的重视程度，再加上婚姻关系，他们参与了对汉政策的制定，并积极参与匈奴内部的权利斗争，以另一种方式，与故国保持联系。

文化上，中行说等人传授匈奴记事。这对于匈奴统计人口与牲畜，计算国家财富，征调人力财力等方面，意义重大。从中行说指点单于给汉朝皇帝写信的细节看，他唆使单于在书信形制、内容等方面压过汉朝一头，可见西汉时匈奴的书写习惯参照了汉人传统。考古学家发现的匈奴书写符号，就有受到了汉字影响的痕迹。

匈奴的文字符号 有些带有明显的汉字影响

更多的普通人，则靠自己的手艺，为新的主人服务。他们的后代也许会听自己的父母，模糊地回忆起那些再也不能重温的故乡。然后汇入南下或者西征的马队，与素未谋面的，却拥有相近血缘的敌人厮杀。一些早在秦末就北逃的中原人后裔，到了西汉时已经和细君公主的《悲愁歌》所唱，完全从胡俗。

中亚地区的汉代铜镜出土分布图，可能是以贸易或和亲的方式带出境外，背后往往有着或离奇或心酸或曲折的小人物的故事

从春秋到汉代再到隋唐乃至明清，因为种种原因流散到周边政权的汉族人口、中原人口大有人在，他们有的得以重返中原，并流传下苏武牧羊、《胡茄十八拍》、《松漠纪闻》等故事文学和民族学作品，但更多的人则日益被所在地的文化同化，“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而当事人的喜怒哀乐，却很难为今人所知。我们既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规律，也可以说是命运的捉弄，还可以说是人生的无常。